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与日寇浴血奋战，无数抗日将士血洒疆场。很多人奔赴前线后，留在后方年龄尚幼的子女无人照料。
在延安尽快建立一所为前线将士和革命干部集中抚养和教育子女的场所已经刻不容缓。
1938年10月2日，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会发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也就是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延安第一保育院”。由于担心敌机轰炸，第一保育院迁往了几十公里外的安塞县，延安本地儿童的看护需求又多了起来。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的傅连暲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毛泽东，并提议在延安开办一个新的托儿所。
毛泽东的大女儿娇娇活泼可爱，但工作繁忙的毛泽东根本无暇照看孩子。他对傅连暲说，“这是件大好事，要尽快办，托儿所办起来，就让娇娇第一个报名。”
1940年春天，在距中共中央驻地不远处的兰家坪，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六孔窑洞被腾了出来，里面摆满了小床，一个新的保育机构——延安“中央托儿所”在这里正式成立。在傅连暲的推荐下，丑子冈成为首任所长。
托儿所的孩子不多，起初只有7个人，后来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支持下，中央托儿所的规模不断扩大，入所的幼儿增加了几十个，窑洞也增加到了20多孔。中央托儿所的成立，解决了中央领导和抗日将士的后顾之忧。1941到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极为困难的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到军事和经济封锁，物资极度匮乏。
为了克服困难，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这项政策。保育院的孩子们年龄虽小，却也纷纷加入，积极投身生产劳动。
胡木英 延安保育院亲历者 胡乔木女儿：虽然他们很小，起码可以到菜地里去拔拔草啊，抓抓害虫啊，果实熟了去收果实啊，自力更生，克服一切困难要达到目的。
在劳动中学习，中央托儿所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孩子们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树立了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念。
这份首次披露的珍贵档案是中央托儿所“一岁半至两岁儿童饮食单”。在这份“菜单”中，可以看到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虽然受到国民党与侵华日军的严密封锁，但中央托儿所的孩子们依然可以享受到一周七天、每天四餐的美食。食物搭配也十分合理，菜蛋肉与各种水果一应俱全，每日菜品多变，极少重复。
1944年，全民族抗战已进入对日战略反攻阶段，更多的干部和将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边区政府也有能力为更多儿童提供保护和教育。于是，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再建立一所新的保育院。
在延安北部一个名叫小砭沟的地方，延安第二保育院建立。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正悄然向孩子们逼近……
初秋的一天深夜，正在第二保育院的窑洞中哄孩子睡觉的保育员们突然收到通知：孩子中，疑似发现了麻疹症状。慢慢地，一些病情严重的孩子开始出现肺炎、肠胃炎等并发症，如果再无有效救治，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时，第二保育院的目标只有一个：“不能死孩子！”
为了让患病儿童尽快康复，时任中央妇委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康克清直接跑到总部医院，请医生和专家到第二保育院教授医疗知识，她还带领保育员想出了各种土办法控制疾病蔓延。
陕北地区水资源匮乏，为了改善卫生条件，让孩子们使用流动的净水洗手，保育员特别制作了用于洗手的木桶。
疫情期间，消毒杀菌必不可少，保育员就让孩子们每天有充足的时间享受黄土高原上的“日光浴”。
为防止“病从口入”，康克清又想到了一个简单实用的好办法。
朱和平 朱德之孙：他们准备了两口大锅，一天24小时经常煮着开水，孩子们吃完饭以后的碗、筷，还有一些用品，扔到锅里煮。
与此同时，党中央也时刻关心保育院的疫情，通过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为孩子们买来几十头奶牛用于补充营养。
这场麻疹危机持续了七十多天，保育院上上下下仿佛经历了一场战斗。
在康克清和保育院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下，近六十名感染麻疹的孩子全部康复，无一夭折，在那个缺医少药的时代，这堪称奇迹。
延安第一保育院、中央托儿所、延安第二保育院，这一系列的保育机构后来都被统称为“延安保育院”，越来越多的革命后代和边区儿童都来到了这些温暖的“家”。
据统计，红军到达延安后至抗战胜利，延安保育院先后接收婴幼儿近3000名，成为中国共产党名副其实的“红色摇篮”！
